中国人去非洲当志愿者的一些经历和经验分享
据悉，从1998年2月至今，已有30多个中国人参加了DAPP（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到遥远、神秘的非洲去当志愿者。他们中有教授、大学生、机关干部、外企员工、私企老板……从非洲归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决定终身投入到这项“关爱人类”的事业中。“无论你的受教育程度如何，你的年龄、性格、观点怎样，只要你准备为之努力奋斗，你都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志愿者。”
去年底，我在北京采访中国国际教育展览会时，得到了一份宣传品，封面上有幅非洲黑孩子的照片，内容是：“6个月在欧洲的国际合作发展学院接受培训”，“成为非洲的志愿者”，“用一生中的426天丰富自己，帮助他人”。
这事儿岂不太新鲜了？在当今中国人崇尚“留学镀金”的年代，人们奔的是美国、日本、加拿大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希望得到的是洋文凭和“绿卡”。有谁会愿意去非洲，而且是去当一名志愿者？
我在东郊的一座公寓内找到了DAPP驻中国的办事处，采访了负责人劳特（Lotte）小姐。
劳特小姐是丹麦人，金黄色的卷发，灰蓝色的大眼睛，说起话来表情很生动。她竟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我请劳特介绍一下DAPP，她说：“丹麦的DAPP组织创建于1977年，它是应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越来越强烈的需求而设立的，主要是筹集资金、物品帮助非洲人民解决饥荒、贫困等急需。该组织目前已在赞比亚、安哥拉、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等8个非洲国家开展多种援助项目，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援助运动。”
“当志愿者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无论你的受教育程度如何，你的年龄、性格、观点怎样，只要你准备为之努力奋斗，你都可以成为HUMANA People to People（互满爱人与人）的志愿者。”
“怎样才能成为去非洲的志愿者？”
“你可以在欧洲的丹麦或英国参加任何一所国际合作发展学院6个月的培训，做好赴非洲的准备。在此期间，你要掌握语言（英语或葡萄牙语），了解非洲，然后在‘从无到有’、‘好榜样’、‘人力资源管理’3个援助项目中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工作。‘从无到有’是通过收集、销售欧洲的二手服装筹集资金，用于在非洲建儿童村、学校、植树造林等。此项目需要那些热爱冒险事业，具备市场分析和运营能力，又能够获取较高利润的人来担任。‘好榜样’的工作包括儿童村、乡村学校、艾滋病援助、农业、环境保护等，要求志愿者除了具备专业知识外，还要有教育和开拓精神。‘人力资源管理’主要负责对项目参加人员的管理，如对DAPP的非洲雇员进行培训或到儿童村、学校组织、激励领导和老师发展教育项目，教授现代教学方法等。项目选好后，就开始必修科目以及教学理论、人文知识、管理和经济学等课程的学习，还要学会如何解决问题，处理意外事故，更融洽、更诚恳地同他人相处。”
劳特告诉我，志愿者在欧洲的培训结束后，将随同组织的一位项目经理去非洲参加6个月的援助工作。完成后返回欧洲，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评估，可通过演讲、展览、街头宣传等方式，向人们介绍非洲及那里人民的境遇，并把经验传授给学院的下一个团队，帮助他们为非洲之行做准备。
劳特是1978年加入DAPP的，去过3次非洲。讲起在非洲的经历，她那灰蓝色的大眼睛熠熠闪亮：“1994年我到了莫桑比克，第二年他们的战争才结束，人民生活在贫困中。许多孩子因战争失去了父母，他们没上过学，穿得很破，大部分没有鞋。我在贫困地区的一所学校教老师和贫困的孩子，要在3年内使这些15至19岁的文盲孩子达到5年级的水平。我教所有的班，半天教他们葡萄牙语、数学、历史、地理、化学，半天教他们说、写、农业和建筑等有用的东西。”
“你怎么想起到中国招募志愿者？”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中国。在丹麦有一种说法，如果想去中国，就在地下挖一个大大的洞，挖通了就到了中国。年轻时我就对中国感兴趣，我来过3次中国，在原华东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学过两年汉语。我发现这些年中国的变化非常大，1990年第一次来中国旅游，去上海参观过浦东农村，1995年到上海上学时再看浦东，哇，变化太大啦！我看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年轻人生活状况比较好，我想他们中肯定也会有愿意帮助非洲的志愿者。因为我年轻时看过中国人去非洲援建坦赞铁路，所以我相信中国人会参加援助非洲的活动。”
“目前有多少中国人去非洲当志愿者？”
“有30多个，年龄从19岁到50岁，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兰州、南京、深圳、西安、宁夏和新疆。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用行动向世人证明了，为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工作是值得的。从非洲回来的温铁民和李海豹就是这样的人。
”
从劳特那儿知道温铁民和李海豹目前都在北京，于是我立刻与他们联系。
“温铁民不应该只属于中国，他应该属于全世界。他的国际性的人道主义援助精神非常高尚，不光表现在非洲，也表现在欧洲，表现在对每个人的帮助上。”
“我是中国人里第二个去非洲当志愿者的，称得上老前辈了。”温铁民笑着说，眼睛里充满了睿智与幽默。
45岁的温铁民是北京的68届初中毕业生，用他的话说：“14岁就参加革命了。”他先到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的兵团，穿着军装干农活、放马、挖煤；6年后困退回京在海淀运输公司修汽车、摩托车；22岁上清华大学机械系学内燃机专业，26岁又上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工业经济管理；毕业后到北京海淀区计经委搞企业管理；又调到国家建设部计划财务司工作了近10年；然后到英国APV公司当中方总经理；1996年到全球前500强的瑞士ABB的北京公司任质量控制部和工程部经理。
“有这么辉煌的经历，说明你很出色。”我深知温铁民的光辉历程来之不易。
“那是，要不怎么叫人才呢？工农商学兵我都干过。”温铁民毫不掩饰他的得意。
“在外企当白领，是很令人羡慕的，你为什么要去非洲当志愿者呢？”
“是啊，以我这样的经历、学历，在国内待着挺好，地位很高，收入很多，人模狗样的。”温铁民诙谐地说，“但这毕竟只是为一家公司的一个老板打工。而我一直希望出去走走，并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做点儿贡献，既丰富自己又帮助穷人，这是我的人生目标。1998年初在劳特小姐帮助下，我加入了DAPP，成为一名国际志愿工作者，终于如愿以偿了。”
温铁民告诉我，他是1998年2月到欧洲的，先在丹麦的学校里接受培训，为去非洲做准备。
“学校有来自各国的志愿者，这里没有国界、民族、肤色、信仰以及任何差别和歧视，人人平等，那感觉真是棒极了！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国际教育的援助项目，每人一台电脑，里面储存着两万多页与课程相关的英文读物和测验内容，每人根据自己选的将来到非洲的项目来学。由于我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就选择了‘从无到有’项目。学习中最大的压力就是语言关，我在国内英语水平算中等，但在国外不行。本来我受过那么好的教育，有那么丰富的经验，自信许多欧洲人还不如我棒呢，可说不出来，整个一个傻冒儿，那叫一个痛苦！所以我学得特玩命，经常开夜车查字典，很快就过了语言关。
“学校的资金部分来自学生的学费，部分来自学生的募集，我们经常和老师一起背着睡袋到丹麦或欧洲其他国家，宣传援助非洲的意义，上街卖报、杂志、鲜花或分拣旧衣服、油漆集装箱……这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因为不论天气好坏，心情好坏，不管人家对你态度如何，你都要坚持住。做国际志愿者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遇到困难一定要坚持住并要想办法解决它，而不能退却或放弃。
“我从非洲回到欧洲后，学校给我开了隆重的欢送会，老师和同学们面对面手拉手站成两排，把我从中间抛过去，他们自发地联名给我写了封推荐信，这在学校是从来没有的。他们不愿让我回国，在推荐信上写道：‘温不应该只属于中国，他应该属于全世界，他的国际性的人道主义援助精神非常高尚，不光表现在非洲，也表现在欧洲，表现在对每一个人的帮助上。’校长嘱咐我：‘温，你到哪都要带着这信，非常有用，说明你在我们学校的表现。’”
“为什么你能得到这种荣誉？”
“因为我很棒呀！”温铁民自我感觉极好，他说：“我在学校时总争取多做工作，比如钻到花园里修剪树木、拔草挺热的，有的人干几小时累了，就去抽烟或睡觉，可我能毫无怨言地从早干到晚。很多人特受感动，说‘温，你休息一会儿，不能老干呀！’有的值日生到做饭时间不去，我就去；有人做完饭不洗碗、不扫地，我来干。连老师都看不下去了，到宿舍叫值日生：‘为什么今天该你值日你不去，让温去做，你不觉得很惭愧吗？’其实对我来说帮助别人是一种享受，因为你可以在感化他们的同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和理解。”
“只有当你走出非洲时，才会觉得收获远远超过你当初的想象，才能体会到自己有多么高尚，因为你曾用双手帮助过那些贫困的人。”
半年的培训结束后，温铁民从英国坐了10个小时的飞机，横跨欧洲和非洲大陆，到达非洲南部的赞比亚。说起当时的情景，他显得很激动：“当我的双脚一踏上那向往已久充满神秘色彩的红土地时，那种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眼泪刷的一下就流出来了。”
赞比亚的贫穷超乎温铁民的想象。他说：“这个发展中的农业国家，没有自己的工业，以种植玉米为主，当地人每天吃一种叫‘西马’的饭，很像中国的玉米面糊糊。这种饭也不是每天都能吃上，许多人一天只吃一顿晚餐。他们喜欢夏天，那时可以吃芒果充饥。一般人出门都不穿鞋，只有周末去教堂才穿。两条腿是他们的交通工具，有辆自行车就算是有钱人了。全国只有两所大学，学生自然是富家子女。由于不控制人口且贫穷，导致大部分人没有工作。我曾到一个酋长家作客，令我震惊的是他有10个妻子，76个孩子，妻子们不用自己的名字，每人都有编号，找谁只要叫号就行。
“他们称欧、美、亚洲人为‘木松古’，认为都是有钱人，非常尊敬。我的邻居有3个女儿，由于上不起学只能在家干活。我问她们愿不愿意跟我到中国上学？她们异口同声地说‘愿意。’并天真地问爸爸：‘我们能嫁给这位先生和他一起去中国吗？’她们的爸爸大笑：‘太好了，太好了，跟这么好的有钱人走，你们肯定有吃有穿的，我脸上也有光彩呢！’”
“当地人对中国人非常崇拜，无论大人小孩谁见了我都会问‘中国功夫’，许多年轻人甚至跪着不停地叫我‘师傅’，恳求我教他们练功，有时我不得不躲进厕所。”
温铁民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DAPP的旧衣商店从事管理工作，他们把从欧洲募集来的二手服装分类后，再运到当地的19家旧衣商店，收入全部用于援助当地的各种项目上。刚到商店时，他发现店里的员工素质极低：“他们上班聊天、打闹、抽烟、吃东西或躲在一旁休息，根本无视顾客的存在，一个男保安竟当着我的面，歪戴着帽子在一位年轻女顾客背后大跳摇摆舞。员工中普遍存在贪污行为，有人把好衣服藏在柜台下，下班时带走，有人用优惠价买衣服，有的经理甚至免费拿衣服，导致大量资金流失。
“我决定对商店进行改革，我建议他们先从管理抓起，先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即每个员工要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和质量标准，并建立了经营目标责任制，把商店经营指标层层分解到每个员工，并制成图表挂在墙上，使每个员工都清楚自己每天的工作完成情况。还制定出相应的奖罚条例，每月评选最佳员工，一旦发现员工的贪污行为，要加倍赔偿并开除。店员不许私留商品，要买只能按和顾客同样的价格。使每个员工都有压力和危机感。同时培训员工的服务素质，强化他们‘顾客就是上帝’的微笑服务意识。
“开始培训时并不顺利，有的员工任凭你怎么说，他也不会对顾客笑一笑。我急了，拉起一个经理在商店开门时站在门口，问候第一批顾客，边帮他们存包边介绍商品。所有黑人‘上帝’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得不知所措，有的人低着头匆匆走过，大多数人则双手合十表示谢意。经过改革，商店的面貌大变，营业额上升。接着，我们又把这个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家DAPP的商店，并得到经理和员工的一致好评。为了对我的工作予以表扬，他们奖励我一双旧皮鞋。
“我们还经常组织各种大规模的宣传义卖活动，为艾滋病患者、儿童募捐，那场面声势浩大，警察开道，军乐团演奏，我们散发传单并高举巨幅标语向人们宣传DAPP援助非洲的意义。赞比亚的电视台经常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我们的活动，DAPP在该国几乎家喻户晓，因为我们的援助项目不仅解决了一部分当地人的就业问题，同时还带动了相关经济的发展。为此，我还受到赞比亚总统的接见。”
非洲之行使温铁民感慨万千：“只有当你走出非洲时，才会觉得收获远远超过你当初的想象，才能体会到自己有多么高尚，因为你曾用双手帮助过那些贫困的人。”
完成非洲的援助项目后，温铁民正式加入了DAPP的教师团。教师团是DAPP的最高领导机构，不是随便能加入的，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和考察，目前该组织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五六百个成员，中国人就他一个是终身制的教师。温铁民说：“这工作是世界性的，很有意义，很充实也很高尚，这是我多年来追求的人生目标。”他目前在丹麦的一所国际学校任教。
和温铁民闲聊，知道他曾离过婚。“没在欧洲找个金发碧眼的？”我开玩笑。
“我也确实想招聘一个老伴。在丹麦上街卖杂志时遇到一个叫乌苏拉的丹麦姑娘，她对中国人和援助工作都很感兴趣。我们一直书信往来，并产生了‘革命的爱情’。”温铁民笑得很开心，“她爱我，我也爱她，回国前她到机场送我，吻别时她深情地望着我说：‘温，我爱你，我等着你，很难想象我的生活中没有你。’”
怪不得温铁民急着要赶回丹麦，原来在那遥远的“童话王国”里，有一根爱的红线在牵着他。
当一双双小黑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我意识到，一个个小小的生命依托着我，信任着我时，我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着。”
23岁的李海豹是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大四的学生。一见面他就兴冲冲地告诉我，昨晚刚给大一的新生讲了他非洲之行的经历。
李海豹是在大三第一学期听说到非洲当志愿者这件事的。他说：“听了劳特小姐的介绍，看了志愿者在非洲工作的录像，我觉得就跟梦游似的，特别有吸引力。我是学外语的，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利用一年时间到欧洲、非洲，不但能学到很多东西，还能帮助别人，这经历对我一生都很重要。”
1998年4月，李海豹向林大提出休学一年的申请，飞到了丹麦。在他眼里，丹麦的风光特别美，简直像走进安徒生童话的王国。
“我所在的学校有来自英国、德国、葡萄牙、瑞士、巴西、日本、纳米比亚等20个国家即将赴非的志愿者，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刚去时，同屋的英国人说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同学们聊天我插不上嘴，开会讨论我也说不上两句，我觉得特别孤独寂寞，一有时间就灰溜溜地钻进电视房看电视，别人管我叫‘TVboy’。不过，看电视使我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3个月后我已经不存在语言障碍了，一个从奥地利来的同学聊天时竟对我说：‘请你说慢点儿。’”
为了集资援助非洲也为了锻炼志愿者的意志，学校要求他们上丹麦街头卖报纸或卖花，这段经历令李海豹终生难忘：“这对我一生的影响都特别大。开始我很爱面子，第一次上街卖报，拉不下脸来，总盼着下雨就可以不卖了。不过后来我卖得特别好，一天能卖1000多克朗。校长管我叫Chinese Pioneer（中国先锋），因为我起点特别低，但进步特别快。丹麦有550万人口，我至少跟20万以上的丹麦人交谈过，从几秒钟到几十分钟。”
“你跟丹麦人谈什么？”
“先问他们‘你愿不愿意帮助非洲孩子，你愿不愿意买我们的报？’然后介绍我们的报和援助非洲的项目。我还告诉他们，我现在把我的生命拿出一年帮助非洲的孩子，你是不是愿意掏一点儿钱给孩子们一些帮助呢？”
“他们怎么表示？”
“买我报的什么人都有，甚至有个乞丐还给我20克朗买了一份报，我特受感动，他们肯定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
1998年冬天，李海豹从冰天雪地的北欧飞到赤日炎炎的非洲纳米比亚首都温德和克。
DIPP的办事处设在过去殖民时代被称为“有色人种”住宅区，到处可见铁皮屋顶的低矮平房和铁丝网围墙。走在街上，总有些脏兮兮的黑孩子向他打招呼：“CHINESE！（中国人）”他友好地微笑回答。可谁知这些黑孩子立刻伸出小手喊道：“Give me one dollar！（给我一块钱）”在一群孩子的包围下，他只好仓皇而逃。办事处的人叮嘱他，天黑以后决不要外出，这个地区是很危险的。
两天后，又坐了10个钟头的长途汽车，他来到距首都800公里的北部贫困地区。这里离最近的城镇20公里，是DAPP援助纳国的中心营地，有职业学校、小学、幼儿园和树苗培训基地。李海豹去非洲前，选的项目是儿童援助，应该去当小学老师。可一去才知道，他原来的项目已被别的志愿者干了，他现在的工作是去幼儿园当男“阿姨”。
一个中国小伙子去非洲的幼儿园当“阿姨”？我忍不住笑起来。李海豹也笑了，他说：“当时我一下子就懵了。我从来没想过教幼儿园的孩子，他们不懂英语，怎么和他们交流呢？好在有个叫玛丽亚的黑人女教师做我的工作搭档、翻译兼向导。我和她用英语交谈，她再把我的话翻译成当地的奥士宛伯语告诉孩子们。我们中心营地的幼儿园有两个班，40个孩子，大多来自镇上的居民家。
“我第一天的工作便是从这个幼儿园开始的，早8：00，孩子们开始上课，他们排成两列纵队，然后依次到队列前面大声自报家门，如：“我叫维多利亚，我是一个女孩，今年5岁了，来自奥布兰图，我在厨房中帮助妈妈，我只想对大家说声‘嗨”！”在孩子们热情洋溢的演讲中，第一节课结束了。
“我教孩子们26个英文字母和动物、蔬菜等简单的英语单词，并教他们唱英文字母歌和我小时候玩的游戏，什么‘丢手帕’、‘红灯绿灯’、‘一碗不捞鱼’……和他们在一起玩儿时，我彷佛回到了童年时代，只不过小伙伴换成了黑孩子。孩子们刚开始见我挺生的，他们总是远远地好奇地打量我，每当我试图走近时，他们便‘哗’地一声跑开了。上了几次课后，跟他们玩熟了，每次一见我，老远就围过来，‘哇’地扑上来抱住我，争着抢着用小手抓住我的手指，抓住了就不撒手，别人要抓还打呢。孩子们老跟在我屁股后头，我连厕所都不能上。和他们在一起有一种特别纯真的感觉，当一双双小黑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一个个小小的生命依托着我，信任着我，我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着。
“我每天冥思苦想变着法儿地教他们，还写信让国内的同学出谋划策。我住的地方有电视，我经常组织两个班的孩子轮流来看动画片，他们虽然听不懂英语，但哈哈地笑得很开心，我想他们一定看懂了。”
“我常常梦见黑孩子大大的、亮亮的眼睛，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到非洲去帮助他们。”
李海豹在中心幼儿园的工作是暂时的，他主要的工作范围是方圆30平方公里区域内的30个村级幼儿园。他负责视察这些幼儿园的工作情况，提出建议，培训老师同时也教孩子们英语和游戏。
李海豹说：“纳国拥有广阔的土地，但只有160万人口，因而村子的概念也与我国不同，通常一两户人家一个村子，村子之间相距几公里至几十公里远。因此，我在那儿就跟巡警似的，得巡回讲课，有时要骑一两个小时才能到一个幼儿园。每天早上7点半，我和玛丽亚就骑自行车出发了，水壶和帽子是我的两件‘法宝’。到了非洲，才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大太阳’，早上出发时，太阳刚露面还比较凉爽，正午时，万里无云，40多度的高温使空气都变成热流，骑不上几公里就得赶快找个树阴下来喘一会儿气，否则肯定会中暑。有的幼儿园在几十公里以外，没法骑车去，我和玛丽亚就先到公路边拦车，把我们捎一段路再步行走进灌木深处的幼儿园。有时要顶着太阳走一两个小时，一天下来，脚上火辣辣的，起水泡是家常便饭。在‘日光浴’的恩赐下，我的皮肤被晒得黝黑锃亮，刚回国时，曾被人误认为是外国留学生。
“村里的幼儿园和中心幼儿园的条件比起来差远了，有房子的只有六七所，是DAPP援建的水泥房子。‘草棚幼儿园’占大多数，就是围一圈木棍，在上面搭树叶，像中国农村看瓜的窝棚，里面没有桌椅，孩子们坐在石头上，用树枝当笔，沙地当纸。有的幼儿园是露天的，在一片树阴下，树杈上挂块木板，孩子们坐在盘根错节的树根上听课，一下雨就得回家。还有的幼儿园白天供孩子们上课，晚上就成了山羊圈。大多数幼儿园只有10来个孩子。幼儿教育在纳国还是非常落后的，幼儿园老师的水平很低，一般是些受过小学教育的村里的女青年，有的甚至连26个英文字母都说不准。孩子们每天只来半天，因为老师家还有许多农活等着她去干，非洲的妇女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负担十分沉重。孩子们来幼儿园都带着饭盒，吃饭时都要把自己的食物分给老师，这样一来，老师的午饭便解决了。当然，我也受到同样的礼遇，但我拒绝了孩子们的“上贡”。这些孩子很可怜，吃饱已不容易，糖果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奢侈品。
“一天晚上，我到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村里作客，在粗大的树桩围成的栅栏里，是茅草顶的圆形小茅屋。这里没有电，主人为欢迎我，特意点燃了一根蜡烛。这个家庭有好几个上学的孩子，由于晚上没有灯，他们除了围在篝火旁或看星星外，无事可做。那时我便下决心为他们买一盏油灯。当我送他们这件小礼物时，千叮咛万嘱咐让孩子们晚上能看点儿书。过了一段日子，我再去那家时，发现他们并没有用那灯，他们说舍不得点灯看书，太浪费。
“当我的志愿者生活即将结束要回国时，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为我开了个欢送Party，孩子们在山羊皮鼓的有力节奏下，跳起了热情奔放的非洲舞蹈，唱起了我教的英文字母歌，那稚嫩的声音，雪白的牙齿，甜甜的小酒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一个村子的幼儿园老师送了我一套弓箭，玛丽亚送了我一只铜手镯，我会永远珍藏着，这是人世间最宝贵的友谊。”
再过几个月李海豹就要毕业了，问他毕业后有何打算？他说：“先工作一两年，家里供养我已经到头儿了，我想自己养活自己，经济独立后再出国继续读书。我想把全世界都看一遍，我觉得做国际人挺好的。出国一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人，不应该只为自己活着，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应该去帮助别人。”
李海豹十分动情地告诉我，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非洲，“晚上做梦时，我常常会梦见纳米比亚幼儿园的黑孩子们大大的、亮亮的眼睛，他们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问：‘你什么时候再来？’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到非洲去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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